[读写人(duxieren.com)文摘]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
刘波/文
国家是一个令人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它是历史实体还是法律实体？是完全客观的实在还是情感的承载者？尤其是在与被视为“想象的共同体”的民族联系起来的时候，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就中国而言，中国是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抑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未来国家彻底消亡之前必须经历的一种状态？理解这些问题都需要来自域外的思想的激荡。郭忠华、郭台辉主编的《当代国家理论：基础与前沿》一书，试图在海量的国家理论文献中精选出一本反映当今国家理论最新态势的读本，可谓是一个理解国家概念与现状的利器。
国家理论浩如汪洋，不同理论对国家有完全不同的解释，比如，即使在新制度主义学派这一相对特定的流派里边，对于国家也有迥异的看法：公共选择学派把国家看作是“理性经济人”追求利益的结果，历史制度主义将国家视为对历史的“路径依赖”的结果，社会学制度主义将其看作特定“文化机制”的结果，话语制度主义将其看作通过“话语沟通”形成的结果。
这只是横向的多样性，再从纵向来看。在西方启蒙运动前后，对于国家的研究曾长期体现为以某种先定观念（如神话、伦理、哲学等）为基础的逻辑推演，“社会契约论”是这种研究方式的最高峰。但当一系列民族-国家在欧洲成形后，社会契约论的影响开始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对国家的社会历史解释。在此期间，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思想家对民族-国家的起源、动力、问题和未来等提出了各自的解释，形成了影响后世的分析路径和理论体系。再后来，当两次世界大战在各大洲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民族-国家后，国家理论进一步升级，对于国家的“实然”研究，越来越取代传统的“应然”想象，对国家的宏观描述也转为微观和中观研究。
要彻底理解如此浩繁的国家理论，势必需要一个纲目。本书的上篇以国家起源问题为起点，分别考察国家权利、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成员身份、福利国家、军事暴力等方面，下篇则选编了新马克思主义、新制度主义、公共选择、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全球化等思潮对国家的阐释，可谓异彩纷呈，对国家理论呈现一种百科全书式的解读。当然，这些篇章只是提供思考的一个入口，其内里更有无限的纵深可以发掘。鉴于本书内容汪洋驳杂，笔者仅选择其中有关民族-国家、具有高度现实相关性的部分进行介绍和评价。
在民族国家的创建方式方面，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菲力浦·罗伊德的区隔制度理论认为，在群众中广泛散播的民族主义很少先于国家身份存在，而且通常不会先于获得独立主权而存在。仅在少数案例中，民族主义是在国家身份建构和国家独立之前出现的。更多的民族-国家建构的成功诉求，并不是因为广泛或强烈的大众民族主义的支持，而更经常的情况是，国家政权创造了民族和大众民族主义，而且这是发生在国家独立之后。先有国家构建，再有民族主义，这一理论具有颠覆性的意义。
罗伊德指出，即使是最早、最典型的一些民族-国家，也是以这样的模式出现的。欧根·韦伯说：“很多法国人直到19世纪末漫长的普及运动，才意识到彼此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体验的这种改变告诉他们，这是有意义的。”在英国，直到1900年，共同的民族认同才在英伦诸岛得到普及。而意大利复兴运动领袖阿泽利奥则有一句名言：“我们创造了意大利，现在我们必须创造意大利人。”
当然，我们惯常的理解是，先发生民族意识觉醒，然后是民族独立运动，最后国家成立。为什么这一理解与真实历史截然相反呢？原因在于，独立后的国家政府都致力于宣传自身的权威来自于人民的主权意志，以获得合法性。一方面是对于建国的官方叙事，另一方面是社会流传的神话，与此叙事不符的事实被掩盖了，逐渐被后代所遗忘。研究者方面，则喜欢对构建成功的民族-国家进行回溯性解释，而忽视失败的民族-国家构建常识，在已经有结果的前提下解读证据，把建国前其实虚无缥缈的民族认同联系具体化，声称这种认同已经注入到了独立之前的空气中。这些解读受到官方的支持，而指向其他方面的证据，如独立前缺乏共同体认同的证据，则会被遗忘，或者被作为可能煽动分裂情绪的证据，遭到销毁。
在这个“重建建国前民族主义”的过程完成之后，学者们又会让民族“种族化”，即追溯到更久之前，鼓吹一个关于共同起源的神话。这种对民族神话的美化和传播，会得到政府的大力回报。最晚近的例证之一是，在苏联解体后建国的乌兹别克斯坦，已经把乌兹别克民族的神话具体化了，把族群延续的历史一直回溯到了中世纪。然而其实在流动性极强的中亚大草原上，古代根本不存在固定的民族边界。
民族主义的一方面是内部的神话构建，另一方面是对外的咄咄逼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教授威廉姆·罗格斯·布鲁巴克分析了法国的历史。在法国大革命初期，流行的民族主义是友好的世界主义与和平主义，但从1792年开始，当新的社会秩序感到自身已经被内部和外部敌人包围的时候，排斥性的民族主义发展起来。基于感到“祖国处于危机中”的理由，排斥性民族主义因素把矛头对准了领土内部的外国人，并且导致一种自我膨胀、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的对外扩张，而这种扩张起初是传教和圣战式的，一场“争取自由的十字军东征”，后来则纯粹成为帝国主义和必胜信念。法国的民族主义始终是表现出政治-意识形态特征，而不是种族文化特征，但拿破仑战争刺激了德国的民族主义，后者更多带上了种族色彩，这为纳粹的出现埋下了伏笔。或许，这是排斥性的民族主义不断“劣化”的一个例证。
应该看到的是，现代民族-国家与古代的国家形态截然不同。英国政治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指出，“绝对主义国家”、“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从起源来看，每一个都是欧洲的现象。近代早期欧洲绝对主义国家的君主发动的残酷战争，对欧洲版图的形成产生了持久性影响。1500年欧洲约有500个左右自治的政治单位，到1900年这一数目减至25个。在从绝对主义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建立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的基础成为强国能够在列国体系中生存和扩张的必要条件。所以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现代资本主义是交织在一起的，他认为并不像蒂利等分析者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偶然的联系。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甚至是在欧洲的绝对主义国家中，国家和统治阶级的监控程度并不高，在国家管理机构和劳动过程中对工人的控制也是如此。“专制统治”一语容易误导我们：其实，虽然古代专制君主对臣民掌握生杀大权，但他不可能直接控制臣民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很大程度上是依循当地的传统习俗。这是古代“专制主义”与现代“极权主义”的不同之处，后者建立在国家监控活动大规模扩展的基础之上。
新的民族-国家体系中，民族主义具有两面性。在反殖民运动中，民族主义曾被当成一种有益力量，与第三世界公民权利的成就息息相关，但是，反对者也把民族主义称为“野蛮的梦幻和想象”。卡杜里说，民族主义是“无关紧要的古董，是一些误入歧途的德国哲学家的邪恶发明”。
吉登斯认为，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心理现象，它涉及需求和情感。在现代世界，民族主义的意义与传统的衰落，以及日常生活的碎片化特征密切相关。这对于现代化的社会，以及那些文化经受张力或冲突的社会来说，都同样适用。在传统文化中，“本体安全”的维持框架通过在地方共同体中的持续实践而得到维系。但在传统很大程度上被例行公事取代的大型社会里，道德意义和自我认同已经撤退到私人和公共领域的边缘地带。对于语言共同性的感受，和对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成为维持“本体安全”的一个来源。尤其在“本体安全”遭到威胁或压力的情形下，人们会对领袖人物产生情感依附，表现为一种对“群体内”的强烈心理依赖，和对“群体外”人们的区别对待。
事实上，顽固的民族主义打碎了理想主义者的玫瑰梦。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工人阶级没有祖国，曾幻想在一次解放全人类的革命战争之后，就不再有征服之战，社会将能够超越国家。马克思曾以为，他发现的所谓真正变革运动，即劳工运动，将给资本市场的无政府状态提供历史性的解决方案。但是，这样的超越并未发生，如果没有民族-国家，无政府状态将给所有人都带来毁灭的威胁，而面对民族-国家的暴力垄断，所有现存的世界组织似乎都无能为力。
世界似乎已落入一种“路径依赖”的陷阱之中，民族-国家只会强化，而不会消解，透过今天世界各国民粹主义兴起的棱镜来看，更是如此。吉登斯说，今天我们面临的最根本问题是难以改变控制在民族-国家手中的暴力手段的扩张。“拒绝承认我们今天已站在历史悬崖的边缘已毫无意义，我们正在以某种可怕的方式生存着。在经历了50万年的人类历史之后，我们第一次面临个体寿命与人类整体寿命同时终结的可能。”在全球化繁荣的表面之下，竟隐藏着如此的忧患，这正是民族-国家这一历史形态演变至今的绝大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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