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人(duxieren.com)文摘] [文章来源：李伟长]
怎么看待与时代的关系，路内回答说，“我肯定不是局外人。我不是站在外面，不是站在街边，我像是一个不小心闯了红灯、站在路中央观望着这个时代的人……有时候觉得看到的东西很可笑，有时候觉得自己站在那儿也很可笑。”这段话特别有意思。
不做时代的局外人，而是置身其中，这个观察身份的自我认知在路内的创作中可以得到较为清晰的印证。他的多部长篇小说都与时代和社会有着隐秘的联系，尤其是时间纬度上的契合，堪称路内创作年表的指针。
到了长篇小说《慈悲》，路内则主动正面时代的社会性主题，即计划经济时代环境裹挟下的普通个人，身处具有强制性和封闭性的国营工厂中，如何被动地处理他与自己、身体、家庭、他者、工厂、社会以及时代的种种关系。工人们通过工厂这一限制性空间联接成共同体。工厂一方面成就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另一方面也限制着工人的流动和去向。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营工厂，既渗透着国家意志和阶级观念，也弥漫着苯酚腐香的权力意识，还融入了工人作为个体人的基本人性和道德规矩，相互交集，彼此融合，慢慢发酵形成了一整套具有国营工厂特色、有形和无形的规则与秩序。
哈耶克在他关于秩序原理的论述中，就以“人为制造的秩序”对类似秩序状态进行过命名和分析，其核心要意在于制造者们能够通过制度、惩罚、道德净化等一套强制性机制，来实现审视、约束和控制整个秩序。这套工厂秩序既规训着工人，也惩罚着工人。
如何适应这套工厂秩序，是每个国营工人工作的内容，是他们大部分的日常生活，也是他们处理上述多种关系的具象表现。路内将普通工人应对工厂秩序的不同方式、遭遇和处境，用私人历史的取材方式，从时代生活中拓了下来。路内选了工厂秩序的两个点：“补助”和“踢阀门”。困难“补助”的申请和发放，与权力相关，怎么申请，发给谁，发多少，与权力相关。要知道在困难时期，十块钱的补助可以让一个家庭免于饥苦。“踢阀门”事小，却可以被冠以“反革命破坏生产罪”的罪名，被人举报就要判坐牢。围绕“踢阀门”的举报、纠察和惩罚则是工厂秩序中最为森严和残酷的内容。
《慈悲》通过师傅、根生、水生和宿小东四个人物，写出了应对工厂秩序的四种方式——遵守、挑战、利用和超脱。
水生的师傅是个没文化的老工人，技术过硬。师傅出手，一级成品率百分之七十，师兄根生出手，一级成品率百分之五十。师傅应对工厂秩序的方式是遵守和顺从，凭技术吃饭，老实做工，清白做人。师傅知道“踢阀门”会被判作“破坏生产罪”坐牢，有些荒唐，但他并没有从心底觉得这样做是多大的事情。因为技术好，有点个性和脾气，但总体上是个遵守规则的老工人，精神上有自我要求——“是杆枪就要立起来”。后来师傅女儿患病，加上还得赡养岳父岳母，一人工资养四个人，终于到了“现在我自己也累死穷死了”的地步，才萌生了申请的念头。被拒后，他用了一种屈辱的方式——长跪在了车间主任办公室门口。后来工厂书记出面，才拿到了生平第一笔补助。得了骨癌后，知道死期将至，自己向厂里要丧葬费时说，“一个工人，没活到退休就死了，什么福都没享到——丧葬费应该是十六块。”师傅期望做个自足的技术工人，他的生存哲学并不复杂，就是努力做一个体面的人。说是体面，不过是一点尊严。工厂秩序没有让他如愿，不仅没有让他死得体面，活着时也没有得到多少尊重。骨癌的病痛，下跪的屈辱，以及随着那一跪破碎了的精神。师傅是一个纯粹的传统工人形象，他的不得善终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传统工人群体的开始消退。路内带着悲悯心创造了这个人物，所占篇幅不长，从师傅登场到离世，不过三十几页，但人物性格极有张力。这个企图与工厂秩序保持好关系而终于失败的老工人形象，为小说的气质感知和叙事方式定下了悲悯的基调。
根生则是个“我有我想法”的青年工人，与师傅相对安分守己不同，根生身上被路内添上了些逆反和挑战的色彩。他吊儿郎当的做派，对权威的满不在乎，显示出他对工厂秩序没有天生的遵循意识，也没有被驯服同染。工厂食堂短斤缺两，根生吃不饱，就和食堂的人打架。“踢阀门”可能判罪，根生总是不以为然，结果被人举报，加上其他把柄，因此倒了大霉，被保卫科抓住痛打了一夜，打到小便失禁，打瘸一条腿，但根生死扛不认罪，不承认“踢阀门”，也不承认与寡妇汪兴妹有关系，结果还是被判了十年。劳改释放后，回到工厂，投机做生意，又被骗了个精光。
“踢阀门”可以被判刑，罪名是“破坏生产罪”，看似荒唐的事情的确存在，这是工厂秩序的惩罚功能在起作用，目的在于维持秩序的权威和稳定。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罪名一般就判个一两年，何至于根生被判了十年，另一个人李铁牛被判成反革命，游街示众？两人都和小说中的寡妇汪兴妹有过性关系。李铁牛被捉奸后，汪兴妹供出了他，以及他对工厂领导不敬的言论。根生踢阀门被抓后，同样有人检举他和汪兴妹有通奸。在这里性关系显然超越了生理本身，被作为道德净化与审判的对象，同样是工厂秩序中规训功能的重要内容。工厂不仅负责生产，还负责净化工人思想，性与思想常被摆在一起谈。性不仅仅是性，尤其在特定年代的国营工厂。性事多与身体惩罚牵连，常常作为罪证被窥视，更有甚者，作为打击对方的手段被利用。
从“踢阀门”到“捉奸”，工厂秩序的惩罚功能在根生身上得以完整呈现。根生是被惩罚者，而宿小东就是躲在审判者背后的打手。工厂秩序在宿小东看来就是恨不能全身心拥抱的机会。这个“坏人”的深刻在于他多种身份的重合，既是这一秩序的维护者，又是利用者。打击异己，排斥他人。宿小东通过告密、举报，引发了工厂秩序中惩罚机制的转动，煽起了工人心里本能的恶。捉李铁牛的奸，抓根生踢阀门，把绊脚石一个一个踢开，然后借此升迁，最终成为这个工厂的主人。宿小东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形象，而是一个具有多种隐喻的符号，一批曾经饮血国营工厂肥了自己的人物象征。路内没有用“恶人恶报”的因果给宿小东设置结局，他活得很好，将工厂也私有了。拥抱和利用秩序者如宿小东等，能在旧秩序中如鱼得水，也能在新秩序中获得新的位置。当计划经济下的工厂秩序变成市场经济的工厂新秩序，宿小东们并不会被抛弃，相反他们还可能拥有先机。
路内敏锐地意识到了根生与工厂及其所附的权力意志之间存在一种紧张关系。这种紧张与其说是根生的本性所致，不如说是未经工厂秩序完全驯化的青年工人的一种自发性的对抗。质言之，这种紧张是强制性的人为秩序与自发性的秩序间不可避免的对抗。结果是根生被施以身体惩罚——劳改，以悲剧收场，以致他所经历的苦难也显得悲壮。工厂秩序这个大环境一日不瓦解，由此造成的紧张就一日不可消解，根生也只有失败这一个结局。根生的性压抑不过是这种紧张关系的身体表象。只有在“人为的秩序”松解或者彻底崩溃后，根生才有可能获得他期望的自由，比如计划经济体制的结束，比如国营工厂的关闭。
水生对工厂秩序的超脱态度像个容器，既有师傅表面上遵循的意识和远离是非的态度，内心也有根生同样对秩序的不屑，但他不说出来。这种富有技术含量的超脱不是没有来由的，极端饥饿的家族记忆给他注入最早的清醒剂，即最朴素的观念——得活着，活着总有好事发生。师傅的言传身教也给加固了自身防保护层，不必期望工厂会给一个工人真正的尊严。工厂秩序的维持可以允许偶有善心，但不可能长久地给工人永不变质的优待。
水生既在秩序之内，也在秩序之外。他淡然地动作着，也淡定地生活着。因为水生口才好，成了车间去申请补助的代言人，各种困难经由他口吐莲花的表述，就变得煞有其事，即便“没有夫妻生活”也能成为获得补助的理由。在闹剧般的申请补助中，叙述显然也是一种权力，小说中反讽式的故事情节隐然藏着深意。当封闭的工厂秩序崩溃后，计划经济让位给市场经济，国营工厂老秩序被打破，水生获得另外的生存机会，凭技术赚了大钱。其他的被工厂秩序驯服了太久的老工人们，早已失去了适应新秩序的能力，只能再一次经历下岗这样惨痛的秩序变换。小说有一个细节，水生是从工专毕业后，进入工厂当学徒。知识，在人为制造的工厂秩序中，往往被遮蔽和忽略，而在自发的新型的社会秩序中，知识才是水生的生存之本。水生这样看似扁平化的人物，恰恰是强制性的工厂秩序难以真正真正约束和规训的人。
用早已嵌入历史墙壁的工厂秩序来解读这部《慈悲》，就能够体会到小说的开阔和深刻，能体悟到路内用小说的方式发现和解读了半个世纪里工厂秩序变换的秘密，以及个人处于其中的处境。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终止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开始，封闭的人为秩序逐渐过渡到自发的社会秩序，曾经工厂秩序代表惩罚和净化思想的功能，也失去了原有的载体，被假寺庙代替，正如性从最初的偷偷摸摸到后来的可以买卖。在洞悉历史秩序之后，重新面对历史和人世，路内化繁就简的写作方式，开启文学的厚重与开阔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当然，关于秩序，我们每日都在经历，上述四种态度的某一种——遵守、挑战、利用和超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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